《科技商机》：2000 年4 月，一家名Cyberkinetics 的公司获美国政府批准对一种大脑植入物进行临床试验，以检测这种植入物是否确实可以使瘫痪病人变得能与个人电脑互动。从伦理方面来说，这种技术是否真的已经进步到可以进行这种试验呢？

沃尔普：从保护人的角度来看，对这种设备进行人体测试的确有一些问题。这种设备的测试对象都身有残疾，其行动能力受到严重限制。不过，我不认为这成为问题。一项医学进步之所以能出现，关键之一是有人愿意率先试用一种新技术。真正至关重要的是良好的监督机制和在知情的情况下同意试用。在过去的医疗设备试验中，监督和知情同意这两方面都出现过许多问题，因此我确实担心这些技术会在缺乏严格的外部检查和监控下被使用。

《科技商机》：和药物的测试相比，这种技术的测试是否开始得太早呢？

沃尔普：通常，在生物检测仪器方面总是这样。长久以来，我们对于让人们试服药物远比让他们试用生物检测仪器来得谨慎，而且制定了许多不同的法律来规范试验药物的方法以及保护接受试验者。药物能改变我们身体的基本化学成分；另一方面，生物检测仪器至今仍主要用于人体外部。问题是，生物检测仪器的性质正在渐渐改变，新兴的生物技术将来也会象药物那样被使用于人体内部。也许10 年、20 年、30 年或50 年之后，纳米技术研究员会研发出微小的纳米蛆虫，然后将其注射到人体内部以帮助疏通动脉。这到底是药物还是生物检测仪器呢？因此，我们必须开始改变对待生物检测仪器的态度了。和使用药物相比，我们对于对人体使用生物检测仪器通常比较宽容，但如今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这种态度是否恰当了。到目前止，尽管这些新技术可能对人的大脑产生深远影响，但我们对它们仍未制订出严谨的管制法规，更不用说采取有效的监督措施，不象我们对待药物那样。

《科技商机》：但是这些技术似乎对人类有很多好处。

 沃尔普：对于瘫痪病人来说，他们最渴望的是用思维来操控事物的能力。用于闭锁综合征患者（他们无法与外界沟通）的植入物需要经过测试阶段。有了这些植入物，病人的大脑能将脉冲直接转变为电脑反应，从而使他们可以用思维来驱使光标在屏幕上移动和选择短语。这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将电极放到大脑中会有什么长期影响，然而，如果仅仅因为这个理由就剥夺一个人重获沟通能力的机会，那实在是太残忍了。你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衡量风险与利益。不过，这些例子与那些最终可能相当普及的神经系统技术是有分别的。

《科技商机》：请问你刚才所说那些最终可能相当普及的是什么技术？

沃尔普：我们在谈论的技术有很多是帮助沟通的。这些技术会从大脑收集信息，然后为了这种或那种原因使其外在化。我们也有内在化的技术，例如耳蜗植入物和视神经植入物等，用来收集外面的信息，然后传给病人。这两种技术最终会结合起来，然后我们将会研发出互动芯片技术，让病人能互动地输入、输出信息。不过，在一般人所认识的人脑—电脑界面方面，我们正在努力创造所谓的无侵害性的人脑—电脑界面，例如将电极贴在人的头皮上，或者让人们戴上内置灵敏传感器的帽子。我们的目标是让这种系统能从人的大脑收集到更详细、更具体的信息，从而让人们能用思维来做更复杂的事情。这对于瘫痪病人来说确实很令人鼓舞。同时，这也意味着终有一天，我只要戴上一顶这样的帽子坐在电脑前面，就可以利用大脑脉冲来“打字”、接电话、和隔壁办公室里的同事联系。我猜想这种情况可能在50年或60 年内出现。在离现在不会太远的将来，对于任何装有先进芯片的系统（从手表到汽车），我们都能用大脑脉冲来操控。

《科技商机》：这些设备会引起伦理方面的问题吗？

沃尔普：有一个问题很重要，那就是这些技术对个人隐私有什么影响。将来，如果科学家终于研发出可以将内在情况外在化的技术，谁有权去获知那些信息呢？如果有人不理会当事人的反对或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其信息，该怎么办？美国有关部门是否将会开始在那些被怀疑是恐怖分子并被关押的人的大脑中植入电极呢？当然现在还不会，因为即使在大脑中植入了电极，有关人员也无法从它们得到任何信息。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美国国防部正资助研究机构研发一些相关的新技术，例如采用磁共振成像术或近红外光的测谎技术等。这些技术将可以强制性地使用，而这是现有的测谎机做不到的。目前，如果测试对象不愿意合作，拒绝使用测谎机，有关的执法部门便什么都做不了。但将来，由于有这些新技术帮助，他们将不再需要先得到测试对象的合作。从理论上来说，使用这些新技术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它们可以用来调查嫌疑犯或恐怖分子，或者部署在机场协助检查一般的旅客。也许有一天，利用近红外光技术将一个无法察觉的光点射在我们的前额上，便能侦测我们脑部的活动。科学家研发新技术来刺探个人的思维，无异于挑战一些国家的法律和它们对隐私所下的定义。

《科技商机》：和其他领域的生物医学研究（例如遗传学或干细胞的研究）相比，人脑—电脑界面技术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沃尔普：神经系统技术远远走在遗传学技术的前面。我们到现在还没法复制人类，也没法创造出用基因方法改造过的人类，然而我们已经在试验将电极植入人的大脑。不幸的是，一些国家的决策者、法律学者、伦理学者和宗教团体对神经系统科学进步的关注远远比不上他们对遗传学进步的关注。如果这种局势一直持续下去，便可能带来一些很麻烦的问题。
        假设我将某个人的基因组放在面前检测。我对该基因组进行了我能想到的每一种检测，从而知道了一些关于疾病的信息。但除此之外，我对这个人还有什么其他了解呢？没有多少。我们无法从分析基因组推断出这个人是否乐观、害羞、风趣、外向，但我们已开始能够通过大脑扫描来做到这些事。完全可以说大脑技术在这方面已领先于遗传学技术，它即将有能力侦测到被人们认为是隐私的事。
       另一个大问题是干预：通过改变人的基因组能改变人的某些基本特质，但这种做法合乎伦理吗？目前，我们仍然不能通过遗传学的方法来干预人类，基因疗法也通常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我们有能力操控大脑，这会引起迫切得多的问题：什么人应该受到干预呢？什么才是正确的干预或者错误的干预呢？研发这些技术的科学家和关切这些
       技术对人类的影响的专家有必要率先进行一场公开的讨论，以触发整个社会作出反应，将研究引导到能造福社会的方向去。■